1955年，军队授衔时，中国一共评选出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以及802位少将（不包括后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已经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的干部，大多数并未被授予军衔。但由于特殊情况，少数几人被授予了军衔，他们分别是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王恩茂和赛福鼎。
这些人为何特殊呢？从他们的职务来看，大家不难发现，他们不仅担任地方领导，还兼任军队职务。他们的独特身份使他们在历史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
乌兰夫是其中的一位老资格干部。192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苏联留学四年。回国后，他从事了大量的地下工作，虽然没有像许多将领那样参与反围剿、长征等著名战役，但他在西蒙的革命领导中有着重要贡献，并参与了多次武装暴动。抗战期间，他在贺龙的领导下，协同120师开辟了晋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作战。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内蒙古，领导地方革命工作，曾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主政内蒙古。1955年，内蒙古军区也升格为大军区，乌兰夫将军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军政两界都占有重要位置。
展开剩余71%谢富治是一位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以政工出身著称。抗战初期，他在陈赓部队担任团政委，并迅速晋升为385旅的旅政委，与陈锡联搭档，深度参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谢富治也在许多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河南和川东的解放中，与陈锡联组成的“陈谢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谢富治继续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直至1955年，他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一职位的双重职责使得他在地方和军队之间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韦国清的资历相对较浅，土地革命时期只是团职干部，并且在1934年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直到抗战后期才开始担任新四军的旅长、副师长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他更是凭借出色的指挥才能，成为纵队司令员和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韦国清原本准备出任外交大使，但因手术错过了这一机会，随后被派往越南担任军事顾问，直到1956年才回国，并接任广西省长职务，成为地方与军队之间重要的联络人。
叶飞的军事生涯相较其他将领稍显不同。他最初并未担任过重大战斗指挥职务，而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从事政工工作。直到抗战爆发后，才真正进入新四军担任团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新四军副师长和1纵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多次成功作战。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后，他还调任福建军区司令员，最终成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为福建的战后重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阎红彦从陕北红军起步，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在刘邓大军的麾下担任重要职务。解放后，他主力在地方工作，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虽然他没有被列入1955年授衔的名单，但因一件突发事件，最终还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一特殊情况，让他在军地之间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王恩茂是一位老资格的西北战将，解放战争时期，他随王震挺进新疆，担任南疆军区政委。后来，他接替王震主持新疆全面工作，负责了新疆党政军一体的建设，成为了新疆地区党政军一体化的重要领导人。
赛福鼎则是一位特殊的少数民族将领。他原本并不在革命队伍中，但他早早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积极投身于新疆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1955年，赛福鼎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协主席，并在1956年担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等职务。虽然他并非传统的革命干部，但他在新疆地区的工作和贡献，使他成为了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这些将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大多数在祖国的边疆地区担任重要职务。这些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与外界接壤，面临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为了更好地应对边疆的挑战，国家采取了扁平化的大军区设置，使这些地区可以直接与中央进行协调。
其中，乌兰夫负责内蒙古，毗邻蒙古；王恩茂和赛福鼎负责新疆，地理上与苏联接壤；叶飞则在福建，隔海相望台湾；谢富治和阎红彦在云南，紧邻缅甸；韦国清则在广西，与越南接壤。由于这些地区的特殊性，上级决定授予这些干部军衔，以便使军地工作更加顺畅，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工作性质要求军队与地方干部紧密配合，省去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确保信息和决策的快速传递。
因此，虽然这些将领的工作重心已逐渐向地方转移，但他们的军衔授予，也凸显了边疆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军队与地方工作的紧密配合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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